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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全球城市”纽约史 从传统欧洲城市到现代大都会
作者:王志章 来源:新京报 添加日期:16年11月14日

19世纪该地区是铁匠和马贩们的聚居区,20世纪初百老汇地区剧院的兴起带动了时代广场的繁荣,1904年《纽约时报》总社迁移至此使其得名。百年来纽约广场的历史沿革与变迁亦浓缩着纽约这座城市的起落。

20世纪70年代处于低谷期的纽约城市犯罪率飙升,失业率高,整个城市濒临破产,到处可见游行的人群、无所事事的失业者和乞食者。

《纽约史》

作者:富朗索瓦·维耶

版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2016年7月

       纽约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深深吸引着全球目光。今天的纽约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帝国,而是被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萨斯基娅·萨森(Saskia Sassen)赞誉为直接影响世界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政治事务的“全球城市”。

       要为这座充满神奇的城市写史并非易事,《纽约史》填补了这一缺憾。为这座城市写史的并非美国学者,而是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弗兰索瓦·维耶。他将纽约这座近400年的城市发展史高度浓缩在这部单卷本中,并展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过程:纽约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城市,成为二十一世纪资本之都。

       兴起大洋之上:移民城市异军突起

       曾几何时,纽约只不过是大洋之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——早期印第安原住民芒西人、勒纳普人、罗卡威人等捕鱼、种植玉米、四季豆之地。随着外来者荷兰船队的频频驶入、新荷兰的诞生、英格兰人的胜利和帝国时代的兴起,不同母体国、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与战争连绵不断,加速了纽约作为城市雏形的兴起。到了新世界的女王时代(1820-1890),纽约逐渐发展成“大西洋上的威尼斯”,城市商铺林立,百老汇缤纷异彩,大陆银行异军突起,工业化步伐加快,纽约成长为“新时代的巨人”、真正的“城市帝国”。

       伴随城市新尺度的诞生,人口剧增带来了交通拥堵,社会变化分层,以往传统的民主意识蜕变,无不“预示了深刻文化变革的到来”。自诩为“曼纳哈特”的文人骚客把纽约变成了一座“充满好奇、疯狂和怪诞的城市”和“文化万花筒”,“激发着人们的想象,鼓动人们的好奇心,挑起了人们的疑惑与不解”。

       当然,随着爱尔兰、德国人、英格兰人、苏格兰人、法国人等移民的涌入,文化冲突不断,一些暴乱使“整个城市彻底分裂了”,亟须人们从理性的高度去构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。一部分渴望看到他们的城市变成美国文化之都的纽约人开始懂得,“在一个文明社会里,每个强国都应该拥有一个知识和智慧的中枢,就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大脑。”从19世纪40年代起,纽约大兴文学创作,大众媒体、政治期刊纷纷诞生,五花八门的艺术作品书写着这座“城市的畅想曲”。

       城市文化繁荣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困惑,人们意识到要“将这座城市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变得越来越困难”,亟须一套辨识度的“语法系统”。一时间,《纽约及周边的景观》、《世界之旅》、《纽约一瞥》、《南方文学信使》等大量辨识作品应运而生,帮助人们去解读这座“分裂的大都市”。从此,纽约在世人面前变得更加亲近。

       转型:从传统欧洲城市到现代大都会

       尽管纽约的历史没有古巴比伦城市那样的古老,也无法与任何一座欧洲城市的想象程度相提并论,但城市无不打上来自欧洲城市的烙印,传承与创新使纽约形成了独特的城市个性,折射出独立、竞争的民族性格。可20世纪之交,纽约被切割、分化,在多种离心力和持续不断的渴望统一、追求合理化的努力之间徘徊逡巡,“雄壮威严的纽约”誓言要在产业的驱动下,脱胎换骨为现代化的大都会。

       纽约人懂得,要成功“脱胎换骨”需要庞大的产业支撑,而城市产业发展仅靠政府作用是不够的,必须有赖于“私有部门的壮大”,尤其是第三产业的驱动。基于这种思考,纽约的企业管理者们用“有形之手”取代了亚当·斯密的“无形之手”,以金融证券业、大都会保险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,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为第三产业的扩展提供必要的空间,城市产业转型大获成功。

       在蜕变为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大都会的过程中,纽约也成了“小工业者的天堂”。20世纪30年代,以制衣、印刷、出版、食品企业为主导的从业人员已经超过了百万之多。工业的迅猛发展,货物量的增大,人口的增长使纽约成为世界第一大港,并“在通往未来世界的路上走得更远”。

       起落:城市有机体的可持续发展

       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,它的发展潮起潮落无可避免,纽约也不例外。当历史的车轮驶向20世纪之时,德国移民、意大利移民、爱尔兰移民等“新纽约人”蜂拥而至,犹太区、哈勒姆黑人街区快速兴起,城市的民族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,诸多社会问题纷至沓来,第三产业工作机会剧增也大大改变了经济界精英的构成。社会阶层间的矛盾与摩擦不断,道德沦丧,城市亟须一个净化过程——道德改革。纽约市政当局不得不实行新政来应对“城市精英阶层的分裂与隔离,工会组织的崛起,政党的职业化倾向”等。但无论怎么努力,收效甚微。

       从20世纪20年代起,纽约改变了管理策略,开启了一道“城市启蒙之光”。霓虹灯等新的大众文化把纽约变成了一座“电闪雷鸣”的城市:时代广场成为城市夜生活的中心,吸引着大批居民和游客来到这里享受生活;新闻与娱乐业更加活跃,美联社、合众社、国际新闻社等100多家权威媒体云集;数百家电影院散落大街小巷;艺术风格迥异的都市镶嵌画四处可见,纽约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新闻与娱乐业的麦加”。

       在这场城市启蒙运动中,纽约的知识分子功不可没,“各种想法和意识形态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大街小巷、咖啡馆和会议中争鸣”,就连社会主义思潮也盛极一时,纽约还成为美国“积极的共产主义运动”诞生之地。知识分子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。历经几百年沧桑巨变,到1940年,纽约变成了“一座未完成的城市”,“一座正在发生中的城市”。著名城市规划大师勒·柯布西耶称赞当时的纽约已“属于整个世界”。

       可好景不长,二战后,由于产业结构的失衡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,以1964-1965年的博览会为“分水岭”,纽约经历了一段衰落阵痛,经济衰退,港口地位下降。到1973年,“经济衰退导致华尔街股市下跌和房地产危机,市政府处于破产的边缘”。面对无此窘境,纽约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,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“复兴运动”,以老街区改造为载体的地产业、广告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“符号经济”的强势兴起,纽约实现再次华丽转身。如今的纽约位居世界大都市第一,经济、政治、金融、媒体、教育、娱乐、时尚的影响力遍及全球。

       “来自纽约的经济实力、增长和弹性之间的压力,和来自或积极追求或无奈容忍的文化多元性”告诉我们,一个城市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,这两者相辅相成,不可或缺。或许这就是富朗索瓦·维耶《纽约史》一书留给我们今天城市发展中最值得珍惜的价值所在。

       □王志章(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)

录入:李霞 责编:钟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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