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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工人新村: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样本
作者: 来源:澎湃新闻 添加日期:18年04月11日

    提起“工人新村”,上海市民不会陌生。这些建于上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市区边缘或近远郊、由4-6层高砖混住宅构成的规规矩矩的行列式小区,是今天上海最为重要的城市景观。虽然工人新村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退出了住房建设市场,不少第一代新村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也被拆除,但工人新村依然是上海多元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。

    工人新村,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去理解。狭义的工人新村,是指1949-1978年间,由政府出资,按照统一投资、统一建造、统一分配、统一管理的原则,为工人群体建造的公共住宅。而从广义上,如果关注 “新村工人”独特的生活和生产方式,就不难发现,工人新村实际上是一种居住制度、空间实践、生活方式和治理手段,并且与意识形态、经济政策、政治运动和技术发展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。

    当前,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老旧小区是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的重点对象。但不可忽视的是,新村生活是工人阶级重要的集体记忆,新村经验对当下的公房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。

    工人新村的缘起

    如何对资本主义大都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,是1949年新政权接管上海时面临的重大问题。工人新村正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空间与社会实践。一般认为,工人新村的产生有三个主要背景:

    一,新村建设是对战后住房短缺的一种回应。

    受苏联模式影响,1949年上海提出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,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比重,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生产型城市。工人数量的持续增长,造成了城市住房的严重短缺:300万的产业工人连同家属住在条件简陋的棚户、厂房和旧式里弄,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方米。

    二,新村建设是一种政治意愿。

    战后工人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,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。“工农兵学商”,当时的主流媒体把工人置于社会阶层的首位。在1951年的市政工作会议上政府提出,新政权必须通过为工人建新村来履行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”的政治承诺。

    三,新村建设是一种社会思潮。

    早在五四时期,新村理念就从日本被介绍到中国知识界,并成为流行于新青年之间的一种思潮。“共同劳动,共同消费,实行各尽所能、各取所需”的新村理念以及“通过普及教育来战胜资产阶级,建成社会主义天国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,影响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。在他成为新中国领袖之后的许多治国理念中,都能看到这种新村情结。

    工人新村的建造过程

    从建设量上看,在1949-1978年间,上海新增的1756万平方米住房面积中,有1139万平方米是工人新村,占三分之二。新村建设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:建国初期(1952-1954)和“一五”末期至“大跃进”初期(1956-1958)。

    第一阶段的“1002户”和“两万户”项目共建造新村70个,面积436万平方米,占三十年新村总量的22%。这两个由政府投资的试点项目旨在“为全市工人住宅指明一个方向,号召私营企业积极地解决职工住宅问题”。第二阶段始于“一五”后期,针对苏联模式不理想的现状,中央意识到不能为了发展内地而牺牲沿海地区。上海借机争取到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,工业项目、工人数量和新村建设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扩张。这一时期在市区边缘另辟基地11处,建设新村126个,面积达1308万平米,占三十年新村建设总量的64%。尤其是1958年,以40个新村、760万平米的建设面积达到了建设高峰。

    然而,中苏关系破裂和美越战争爆发使得中央在1960年代开始实施“三线城市”战略布局,上海再次成为支援内地建设的人才和技术输出地。从此,上海的工业逐渐萎缩,住宅建设也因为财政困难进入了缓慢期甚至是停滞期,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。

上海工人新村的建造过程1950-1978。本文图片均来自作者。

    从空间上看,工人新村选址与工业区布局有很大关系。第一阶段(1952-1954)的“1002户”和“两万户”的新村建设主要围绕沪东(杨浦)、沪西(普陀)和沪南三个市区边缘工业区展开;第二阶段(1956-1958)基本是在第一阶段新村选址的基础上扩建和新建。1958年后,江苏省的十个县划给上海,上海的城市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,在近郊规划了吴淞、彭浦、漕河泾、桃浦等十大工业区。然而,行政区和工业区的扩大并没有造成新村的快速扩散(这说明工业区规划与实际建设之间存在一定滞后),新村大规模向近郊工业区和远郊卫星城迁移是19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现象。

    上海工人新村布局1952-1997

    需要强调的是,工人新村的建设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公房体系的形成。在投资方面,新政权一边对私有房产实施社会主义改造,一边加大新建公房的投资力度:1950-1958年间,城市公房建设资金中75.6%来自政府,到1959-197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97%。

    在组织营建方面,1930年代上海房地产市场有各类营造公司3000多家,到1950年这些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迅速合并为五家国营企业,1952年合并为两家(上海建筑工程局和华东建筑工业部),1958年继续合并为上海工程局——全市唯一的建设单位。

    在公房分配方面,国家和单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而管理方面,房管局(所)是公房的主管部门。居民需按时交纳房租,但无权对住房进行改动,即使是水管漏水这样的小问题,也必须报修,由房管所派专人维修。这种高度集中的公房体系是新中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    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

    华盛顿大学的陈金永教授将苏联、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理念归纳为“生产先于消费”、“消灭城乡差别”和“高速工业化与低城市化率并存”等特征。上海的工人新村从微观视角为此提供了生动案例。从新村选址到社区规划、再到户型设计,工人新村集中体现了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空间策略——“先生产后生活”、“社区管理的行政化”和“集体生活的培育”。

    从城市角度来看,新村选址显然是以服务工业生产为目的。大部分的新村集中安排在沪东、西、南三大工业区附近。同时,新村内部的公交线路大多通往工厂而非城市中心。商业服务设施的长期匮乏也说明新村不是一个独立的住宅计划,而是作为工业区配套设施出现的。

    于是,远离市区的新村工人不得不依赖于厂区的服务设施,居住地和工作地的靠近方便了工人的通勤,也模糊了工作与休闲、集体生产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,“先生产再生活”、“以厂为家”、“舍小家为大家”的生活方式在新村中十分普遍。

    新村规划:从邻里单元到居住区

    1950年代初,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国家体制尚未建立之际,上海的新村规划主要依靠有留洋背景的建筑师和工程师。曹杨新村设计师汪定曾先生承认,新村规划采用了当时国际建筑界流行的“邻里单元”的方法。《建筑月刊》中已经出现了对“邻里单位”理论的系统介绍。

1951年曹杨新村规划图

1934年的《建筑月刊》对“邻里单位”的介绍

    然而,“邻里单元”很快被当作资本主义规划思想受到批判,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苏联的“居住区”规划理论。后者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城市空间上的体现。

    与邻里单元不同,居住区的重点不在于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邻里,而是要与国家政治生活相适应;“区”的划分也不再以步行范围和邻里互助为依据,而是要形成一套“根据人口管理单元(街道、居委会、区块、楼组),把居住用地划分为区、小区、街坊和组团等若干等级,并配有相应公共服务设施”的空间治理方法。

    在随后的新村建设中,规划师们十分注意空间等级和人口单元之间的对应关系。从“邻里单位”到“居住区”,新政权找到了一种更为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法,新村规划也从单纯的工程技术过渡为一种含有“制度安排和行政组织”的实施手段。比如,曹杨八村出现了与其他街坊截然不同的布局形式,也是这一思想转变的产物。

    新村住宅:标准化户型与集体生活

    在户型方面,新村大量采用了标准化设计。标准的设计方法是实施计划经济的重要保证。通过住宅“定额指标体系”对住宅人均/户均面积和单位面积造价进行规定,国家可以精确地掌握住宅建设的投资与产出。这对完全依赖国家投资的计划经济模式来说非常重要。

    同时,标准化大大加快了建设速度,降低了造价,弥补了新中国初期设计施工人员短缺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,低标准的住宅单元设计也具有政治上的含义。在中国1950年代反浪费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,不断缩小的私人空间和相对增多的公共设施促进了一种集体生活。在1958年以后的“大跃进”和“城市人民公社运动”中,对集体生活的强调达到高潮,有些新村内部甚至出现了托儿所、公共食堂和街道工厂。

曹杨新村里的集体生活

    “新村工人”:一种社会身份

    新村工人也是一种社会身份。已有研究发现,虽然工人群体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,但由于职业收入、文化习惯和政治信仰方面的差异,很难说存在一个定义清晰的“工人阶级”。而1950年代以来的工人新村,却通过住房分配、社会宣传和社区治理等一列手段,成功塑造出了新的社会身份——新村工人。

    居民选拔:工人劳模

    新村住房的分配主要有两个阶段:(1)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对申请企业进行挑选;(2)入选企业对内部职工进行挑选。

    从第一阶段看,“两万户”项目中约6100套分给了上海央企,12900套分给给地方国企(这两项占到总数的95%),私企仅有1000套(5%)。新村住房的分配带有明显的倾向性——重点服务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关的国营企业。

    在第二阶段,各单位参照政府指导意见,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标准和流程。以上海申新第九纺织厂为例,该厂在5926名职工中要先选出120名候选人,再通过评议决定新村居民28人。

    选拔依据四项原则:第一,根据车间人数按比例分配名额;第二,在工厂里从事技术创造发明,对生产有显著贡献者;第三,生产上一贯带头的优秀先进工作者;第四,工龄较长的老工人。

    选拔环节包括:利用劳保干部大会和职工政治学习进行动员;各车间召开车委大、小组长联席会议,提出候选人名单;车间群众大会报告,分组讨论并对候选人提出意见;集中全厂候选人名单,由工会按条件评选出最终候选人;开展新村住户座谈会;最后欢送入住。

    从选拔结果来看,最后入选的往往是各厂在思想政治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表现优异的“劳动模范”和“先进工作者”。他们在职业、年龄、收入、政治信仰方面具有高度同质性。新村居民的选择,实际是根据单位性质、业务能力和政治忠诚度,对工人群体进行的一次社会分层。

    社会宣传:社会主义新生活

    如果说住房分配是第一次身份建构,那么政府、单位和公众对新村的持续关注则成为 “新村工人”身份的第二次建构。各单位都以住新村为荣,所谓“一人住新村,全厂都光荣”。住房分配名单一经确认,企业要召开表彰大会,组织欢送队伍,敲锣打鼓送劳模进驻新村。

    新村建成之后,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,工人家庭成为外国记者、政要,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参观对象。例如,曹杨新村从1955年至1990年代,持续接待了世界15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7209批,共10万多人次(平均每周有4-5批外宾)。

新村里的外宾

    作为全市重要的对外窗口,街道还设立了外事办公室。这些参观接待成为新村居民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。当时还有不少的小说、电影、画册、报纸,对新村里的生活场景和劳模事迹进行了报道。工人新村成为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象征,新村工人也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身份。

    自我认同:单位制社区

    特殊的住房分配制度导致相同或相似单位职工在新村高度聚居,新村管理也带有明显的单位制色彩。这些在国营企业中成绩显著、一贯积极的劳模工人对新村工人的身份高度认同,对待新村公共事务和处理邻里关系时也大多以劳模标准要求自己,容易形成和谐的社区氛围。加上当时的职业流动非常少见,新村工人的居住状态也相当稳定(极少搬迁或换房)——这进一步加强了居民对新村的认同感。

    需要指出的是,新村独特的空间环境对居民的身份认同也产生了积极作用,这也说明社会关系的形成无法脱离空间环境。

    例如一位曹杨居民这样回忆他的童年生活:“搬过来的时候我跟哥哥姐姐抱在一起跳,开心死了,这么好的房子!有自来水、抽水马桶,不敢想象。……新村房子三户人家一层,天井是用高篱笆分隔的,干干净净的空地,放个垃圾桶。前院也是用矮篱笆围起来,每家都可以种花草,外面是柏油马路,里面是石子路,特别漂亮。……到1964年煤气公司给我们装煤气灶的时候,静安区的老房子都没有煤气呢!”

    除了住宅,整个新村被整齐有序的河道环绕,四周配有大片绿地,走进新村就像进入了一个大花园,所有道路也全部以花木命名。新村住宅高耸的烟囱、精致的漏窗、公园、小河、红桥等标志性景观频频出现在报纸和电影中,不仅新村居民,上海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曹杨新村。

1960年代曹杨新村全景

    这种特征化的生活场景大大加强了新村工人的自我认同,这种认同甚至超越了乡土社会基于地域划分的人际关系:“3-4工区的苏北人多一点,但我们没有觉得谁是苏北人就看不起他。能住进新村的都是劳模,都是优秀的工人。虽然不是一个单位,但我们现在都住在一起,我们就要好好相处”。

    工人新村研究的意义与展望

    新村建设的高潮已过,但新村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依然存在并产生着持续影响。

    从纵向看,工人新村不是一个孤立现象。如果将视野放宽到近现代上海的居住史,会发现工人新村只是其中一个阶段。在此之前和之后,上海都不乏公房建设的经验:如1920-1930年代的平民村、1990年代的动迁安置房、 2009年至今的保障房建设——这些不同时期的公房和工人新村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?

    根据我的研究,近年来上海在近远郊建设的各类大型保障房社区(大居),不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新村选址和规划原则,在征地和安置方面,采用“请农民上楼”和“就近安排就业”的做法也与新村经验异曲同工。

    从横向看,工人新村研究还需要国际视角。新村现象并非中国独有,不少欧洲国家的公房建设也有着相似的演进脉络。如法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建设“带有乌托邦色彩”的工人城,到一战后“为工人阶级服务”的花园城,再到二战后快速建造的大型居住社区(Grands Ensembles)。比较这些不同时期、不同文化圈的住区和户型平面,依然能够发现其中的共同点。也许工人新村(公房)作为载体,可以串联起一个知识流动的国际网络。

    (本文根据作者在同济大学“近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”系列讲座“工人新村(1949-1978):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样本”整理。宋代伦对此亦有贡献)

录入:李霞 责编:钟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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